刘禅继承了父亲刘备建立的盛世事业，他并没有辜负优渥的政治遗产，展现出了颇具智慧和果断的领导风范。在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时，刘禅能够沉着冷静地处理各种复杂局面，采取明智的策略进行治国理政，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“扶不起的阿斗”应该说是刘禅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形象了，再加上一个“乐不思蜀”的典故，一直被人嘲笑到了今天，似乎一代枭雄刘备的儿子要比曹操、孙坚这些同时代英雄的后代差远了。但是，摒弃戏文、评书、小说等等娱乐游戏之作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刘禅，就会发现这个被后世认为“庸碌无能”的小皇帝，并不像故事里那么愚蠢，反而非常的聪慧。
刘禅的智慧表现在诸葛亮死后，为了巩固蜀汉政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，以及“乐不思蜀”背后真正的渊源。
01蜀国自诸葛亮后，不再设立丞相一职说起“丞相”这个官职，就要先讲一讲它和“宰相”有什么区别。
“宰相”这个词虽然很早就出现了，先秦典籍《韩非子》当中就有记载，但是作为固定官职却是在“辽代”。虽然作为一种官职，出现时间比较晚，但如果对比其所负责的工作，还是可以和之前的机构联系起来的。
“宰相”在汉代就相当于“三公”，即分别掌管行政、军事以及监察大权的丞相、太尉和御史大夫。所以，诸葛亮的“丞相”一职仅仅是“宰相”的一部分，总领行政大权。
但是，蜀汉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，在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的注引当中，刘禅说过这样一句话：
也就是说，刘禅只掌管着宗族、祭祀等家事、虚权，国家军政大事皆由诸葛亮来做最终的决策。可见，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确实是独揽大权的，这个时间长达11年之久。
但是，诸葛亮的这种行为并不是逾越，而是继承了西汉初年曾经施行过的“虚君实相”制度。这个制度在表现形式上有点类似当今的“君主立宪制”，也是汉朝丞相最接近后世宰相职权的一种政治理念。
西汉初年将宫廷和朝廷进行分离，划出了明显的界限，其实就是君权与相权的划分，也叫做“宫中”与“府中”。“宫中”一切事由是皇帝决断，“府中”事由丞相等大臣决断，群臣“五日一朝”。丞相“开府治事”，基本上政令都出自相府。
这也就是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所言的：
因为是一种正规合法的制度，所以作为皇帝的刘禅也没什么办法。由于诸葛亮确实是治政好手，军事上的才能也比较出众，所以由他来总领国家大权，决断国家大事，刘禅还是比较放心的。
可问题就在于，诸葛亮逝世之后，这种大权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放任？如果削弱相权会不会对整个朝堂的格局产生影响？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。
刘禅在这个节点上，表现出了不凡的政治天赋。
历史上绝大多数君权与相权的斗争，都是采用逐步削弱相权的方法。比如汉武帝设置内外朝制度、光武帝设立尚书台、曹丕设置中书省等等，行政权力的中心逐渐转移，以利于朝堂格局的稳固。
但是，刘禅的做法却是直接取消了“丞相”这一官职，蜀汉从此不立丞相。而刘禅所利用的，正是诸葛亮在国内无可比拟的声威。
诸葛亮死后，刘禅发哀三日，尊诸葛亮遗嘱，葬其于定军山，并且写了一封诏书：
谥号“忠武”，充分肯定了诸葛亮对蜀国的重大贡献，并且送还了“武乡侯印绶”，这一行为代表着刘禅对诸葛亮的厚意。
武乡侯印绶在其受封之日起就授予诸葛亮，但是：
这个诏书说得很明白，刘禅将这枚印绶送还到定军山随葬，并没有收回，这是一种殊荣。
而恰巧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叫做李邈的臣子，趁着诸葛亮新丧，向刘禅进言：
刘禅大怒，李邈被下狱处死。
李邈在当时是和“马氏五常”并列的名士，声望卓著，但因为这次在诸葛亮刚刚逝世的时间，挑拨刘禅与诸葛亮的关系而被杀，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
于是，诸葛亮逝世很短时间内，刘禅就将他的声威提高到了极为盛大的地步，这样一来，无人可与“诸葛丞相”比肩。
而诸葛亮的工作遵从其遗命交给了蒋琬。蒋琬最终也没有丞相的称号，最初只是做尚书令，同时加官，也就是兼任了代理都护，最终也仅仅是做到大将军而已。
刘禅利用了诸葛亮的声威，将它提高到了无人可以比拟的地位上，自然就消除了取消“丞相”一职的影响。
毕竟，这个境况里，谁敢去做这个丞相，谁又有资质可以去做这个丞相呢？
02刘禅以十分高明的手段，成功削弱了诸葛亮生前对蜀国国政的影响诸葛亮虽然已经去世了，丞相一职也已经不复存在，但是还有一个困扰了刘禅很长时间的问题。
以人的天性来说，逝去的事物总是值得怀念，所以蜀国人民对诸葛丞相的爱戴并不会因为他的逝世而减弱。诚然，以诸葛亮对蜀国的功绩，也是担得起蜀国人民对他的爱戴。
但问题就在于，取消丞相，蜀国真正的话事人就是刘禅自己，那么不可避免地，蜀国的人民就会将诸葛亮与他进行对比。
这样的行为让当政的刘禅很难堪。
刘禅将国家治理得好，那是因为诸葛亮留下的基础好；刘禅治理国家出现了问题，那是因为刘禅自己能力的不足。这样的对比是不公平的，但却是刘禅不得不面对的挑战。
那么，如何来消除这种影响呢？刘禅的做法让人拍案叫绝！
和取消丞相的思路如出一辙，刘禅利用了民间对诸葛亮的爱戴之情，在怀念的思绪里又添了一把火。
针对于当时出现的现象：
是说因为都城里没有诸葛亮祠堂，百姓都在大街小巷对他进行私下祭祀，这种风气的兴起，对刘禅管理国家极为不利。刘禅意识到，这种行为有可能衍变为对诸葛亮政绩的怀念，而不是对诸葛亮个人的崇敬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如果放任不管，民间迟早会生变，但如果在成都建立祠堂，那又离刘氏的宗庙太近，容易抢了皇室的风头，不合礼制。
这就是《水经注》里记载的难题：
面对这一难题，在诸葛亮逝世29年之后，刘禅决定以皇帝的诏令，为他建立一座祠堂，以此来禁止百姓的私下祭祀。据记载，由皇帝下诏命拨款为臣子修建祠堂，这是唯一的一座。
但巧妙的是，他把这座祠堂建在了诸葛亮陵墓的附近汉中之地，就是如今的陕西勉县。
建立祠堂，表示蜀国对故丞相诸葛亮的爱戴，断绝私下祭祀，是打着尊崇诸葛亮的名义来进行的。也就是说，国家不反对百姓对诸葛亮的祭祀，但是你得去诸葛亮的祠堂里去进行，否则就是对丞相的不敬。
问题就在于，四川成都到陕西汉中，以今天的交通来算，单程的火车需要两个小时以上，更别说在三国时期了。
这让蜀国的百姓如何去祭祀呢？
刘禅通过对诸葛亮表达尊敬、爱戴的方式，顺应民心地建立了一座武侯祠，同时也达到了禁绝百姓私下祭祀的目的。
这还是那个“扶不起的阿斗”吗？
03“乐不思蜀”的背后，需要从刘禅的角度来考虑“乐不思蜀”的故事一直是刘禅被嘲笑的原因，似乎这个君主十分懦弱、无能，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昏庸之君。那么，一个十分聪慧的刘禅，为什么会说出“此间乐，不思蜀也”这样的话呢？
这里有两个前提，蜀国是否可以抵挡得住魏国的军队？刘禅是否可以选择不投降？
两国之间的战争，不是一场两场的战役可以决定的，而是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所说的“益州疲弊”，不是一句危言耸听。
诸葛亮在世，独揽大权十一年，出师北伐共五次，也就是说平均两年就要北伐一次，除去行军的时间，几乎是部队刚刚返回，略作修整便再次北上。这样的战争频率蜀汉是无法承担的，那么为什么诸葛亮还要执意如此呢？
蜀国从丢掉了荆州开始，就已经失去了走出两川的出口，只能凭险据守。所以，当外敌都不足以对自己产生威胁的时候，内耗就变得十分严重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一直在明争暗斗，分别是刘备原始人马、荆州招募人士以及原益州官属。丞相诸葛亮代表的是荆州新招募的势力，而副丞相李严就是原益州势力，三方争权夺利，矛盾横生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，副丞相李严多次要求和诸葛亮一样“开府治事”，但均被诸葛亮否决。
所以，诸葛亮被迫不断北伐，最直接的目的并不是兴复汉室，而是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用以转移内部的矛盾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失街亭挥泪斩马谡，误军粮废斥副相李严，这碗水不好端平。
内斗严重消耗了蜀国力量，北伐又极大损耗了军队战斗力，这个时候的蜀国已经无力再抵抗魏国进入腹地的军队。
而蜀国臣民皆可战死，唯独刘禅必须投降。
因为蜀国是必亡的，如果刘禅不降，祖先宗庙很难保全。
灭掉一个国家的标志是什么？要么接受该国国君的降书，要么摧毁宗祠社稷。除此之外，无论是杀掉国君还是占领国都，都不算灭亡了一个国家。
那么，这种情况下，刘禅除了投降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？
司马昭问刘禅是否想念蜀国，其实是一次很明显的试探，对于敌国的国君，历来都是比较忌惮的。像南唐后主李煜，正是因为写了一首《虞美人》表达故国之思，便被宋太宗赐死。蜀臣郤正告诉刘禅回复“思蜀”，其实才是真正地将蜀国遗民推向万劫不复之地。
既然已经投降，那么身为国君，必须要考虑随他投降的臣民的安全问题。如果想要博一个“忠烈”的名声，那么何不战死呢？这也就是为什么刘禅转头就把郤正出卖了的原因。
整个投降之后的蜀国，真正清醒着的只有刘禅自己而已，也唯有他才真正洞察到了天下大势的发展。
“乐不思蜀”，这种“憨傻”形态的表演，才是应对司马昭试探最为有效的办法。
“扶不起的阿斗”，真正扶不起的不是刘禅，而是积弊良久的蜀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