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于公元616年宣布杨帝杨光十大罪行中的名句，不仅成为成语典故的由来，也表达了当时全世界人民“不向辽东浪死”的怨恨。两年后，已经孤家寡人的杨光被困在江都(扬州)，“普天下，不是敌人吗？左右之人都是敌人”，最终被屯卫军勒死。
以智商标准来看，杨光并不低人一等，论文只写了很多华丽的诗，武略曾率军讨伐陈国完成江山统一。杀父杀兄篡权后，他曾骄傲地朝堂说，如果我和士大夫比较才能，也是天子。然而，这个出生在富裕家庭而不关心民间生计的花花公子，在寻找王位之前伪装得很简单，但他不知道如何使用兵役的基本限制。自581年隋朝成立以来，他的父亲杨健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，不仅结束了中国400年的分裂战争，还积累了巨大的粮食储存。例如，黎阳仓和洛口仓的规模被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是世界古代无与伦比的。继位后，杨光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挥霍无度，军国主义。仅仅14年，繁荣的隋朝就重复了秦朝“二世而亡”的结局。
恩格斯曾在《反杜林论》中说过，“暴力仍然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”，这也是古今中外战史证实的唯物主义原则。在古代，除了游牧骑兵或叛徒可以在短期内“随掠而食”外，农业社会的军事调用必须遵循“兵马不动、粮草先行”的原则。在古代，靠手工劳动支撑的生产力水平较低。只有在风调雨顺的年代，大多数年轻人才能勉强维持社会供给。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和军事混乱，他们就会饿死。曹操计算出一兵远征需要十夫保障。唐代以前的历史书籍缺乏对数字进行准确研究的传统，往往记录了一场战争出兵“带甲百万”，显示出虚张声势。只是隋朝兵役动员的惊人统计，从历史事实来看是真的。
长期伪装形成的心理压抑，杨光，一个大喜功的独夫篡位后，突然释放出来，极其渴望搞“形象工程”。他修东都洛阳，挖运河用民夫300万，北抗突厥，西讨吐谷浑，用兵数十万。在三次征伐东北割据政权高句丽时，杨光于612年一次征兵113万人，依靠大运河运输时，还调用了230万随军民夫，行军队长960华里。隋书称“近古出师之盛，未有也”，确实创造了中国古代战史上兵数最高的纪录。建东累死民夫百万，第一次征辽大败，即死士卒30万，隋杨帝却毫不遗憾，只下令再征兵拉夫补充空缺。
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，如果全日制官员和军队超过人口的3%，通常会超过社会负担能力。隋廷最繁荣的时候，人口统计为4600万。如果逃税隐漏者最多只有6000万，杨帝服兵役的劳动者至少有800万。男人年轻不够，甚至是“服役和妇女”。这样的男人不能耕种，女人不能编织，农业浪费，官员和军队仍然可靠地储存和维持，但人们到处都是饥饿。逃亡者聚集在山林中，世界互相攻击，裸露的尸体“肮脏的道路”导致瘟疫流行，形成死亡率上升的恶性循环。
在618年悲惨的早春，被困在江都的杨光只能整天喝醉消愁，哀叹脖子上的好头不知道谁来砍，但他仍然不明白叛逆亲离的根本原因。在他周围士兵叛乱之前不久，他还写了一首诗：“我梦见江很好，征服辽也是偶然的”，这真的是至死不悟。因为后来人们谈论昏君暴主，杨迪皇帝是最好的！
封建帝制是君主傲慢的制度根源，但像杨光这样无理性的大兴兵役仍然是罕见的例子。唐朝总结了“内力强大，外思广地，以骄取怨，以怒师”的教训，实行了谨慎使用民力和精兵的政策。唐初战争不断，对抗头号强敌突厥，再次征辽各役，用兵不超过10万，结果频繁出征并不影响经济复苏。太宗李世民以史为鉴可见兴替，实非虚言！